k8凯发官网所谓学术经典,是指那些具有原创性、代表性、典范性的,体现人类最高等级(classic)知识的传世之作,它们可以超越时空,在岁月的淘洗中愈发展现思想光芒。每一部经典都是学术发展史上的重要节点,它开创或奠定了新的知识体系,为人们认识世界提供了一套新的研究理论和思维方法,并成为后人知识创新的出发点。每一个学科都有其学术经典,那么,舆论学的经典有哪些呢?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传统学科相比,舆论学的应用性较强,这个定位使其研究取向为追踪热点事件,解决现实需求。这在表面上虽热闹非凡,但也弱化了阅读经典的意义,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舆论学仍然是一个发展脉络模糊、学科边界不清、学术共识较低的学科,总体体现出“学为末、术为主、策为上”的特点。那么,舆论学研究有没有独特、深刻的问题域、理论域和方法域?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我们重新回溯或梳理舆论学的学科渊源,深入群体心理、政治制度、经济结构、文化权力乃至话语修辞汲取养分,以增加舆论学研究的理论厚度。
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对公众舆论的关注最早源于17、18世纪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主张与政治实践。资产阶级理论家们鼓吹舆论是自由民主政治统治合法性的标尺,自此,舆论与天赋人权、社会契约、主权在民等民主理念交织在一起,成为那个时代人们奉行的价值圭臬。正如约翰·洛克所言:“政府的统治必须基于人民的同意。除非基于他们的同意和基于他们所授予的权威,否则没有人能够享有制定社会法律的权力。”让-雅克·卢梭则将舆论美化为至高无上的“公意”。随着资产阶级统治的确立,舆论的合法性标尺从主权转移到了治权,舆论研究的取向也从抽象的政治权力本位转向具体的经济利益本位;受自然科学和行为主义研究的影响,舆论研究的方法也从整体主义的理论预设转向个体主义的民意测验、民意调查等。“20世纪的公众舆论学著作更清晰地反映了社会心理学的视野而非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观照。”
精英主义的舆论思想认为,占多数的公众无法承担起政治统治和社会治理的责任,因而主张由少数社会精英来领导大众。精英主义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城邦和古罗马共和国:前者虽然提出了民主制度思想,但政治权力却由贵族精英和合法公民所有;后者由元老院掌握最高统治权,认为如果将权力交给缺乏智识的人民将会带来暴民政治。到了16世纪,意大利思想家尼可罗·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一书中留下了精英主义的蛛丝马迹,他洞悉了人性、历史、权力、利益与社会舆论之间的关系,认为君主要想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就需要遵循一些行事原则以留下良好的舆论口碑。与马基雅维利写给绝对君主的“腹黑”箴言相比,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针对群体心态和行为的大胆描述则令人不寒而栗。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他将群体视为“群氓”和“挣脱了锁链的公众”,正常的个体一旦加入就会产生可怕的群体非理性行为。勒庞的群体心理学影响了一大批精英主义理论家,群众心理研究成为一种潮流,这种思想潮流初步奠定了以加塔诺·莫斯卡、维尔弗雷多·帕累托和罗伯特·米歇尔斯为代表的早期精英主义取向的舆论学基础,并在19世纪末经历了“社会心理学转向”。米歇尔斯结合19世纪末欧洲特别是德国社会主义政党组织的发展实践发现,即使坚信社会民主原则的社会主义政党,也难逃走向寡头统治的命运。寡头统治是任何试图实现集体行动的组织的必然结果,是任何有着良好愿望的人无法改变的“铁律”。奥尔特加·加塞特将大众作为一个统一的人格来看待,忽视个性。在他眼里,大众缺乏独立思考能力,没有责任感,平庸而没有文化,并且安于现状。塞奇·莫斯科维奇就在《群氓的时代》中淋漓尽致地描写了个体的非理性行为:大众成为精英操作的“木偶”,由此造就“群氓的时代”。勒庞等人成为风靡一时的精英民主理论的思想来源,他们认为将民主政治寄希望于大众是不现实的,所谓自由民主不过是虚假的民主。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对宣传的研究极大地推动了舆论学的发展。作为新闻评论家的沃尔特·李普曼成为享有盛誉的舆论研究者,其《舆论》《幻影公众》被公认为传播学和舆论学研究的经典之作。爱德华·伯内斯的《舆论的结晶》将舆论描述为一种难以定义、反复多变的个人意见的聚合,因而存在被塑造的可能,认为关注舆论要从关注个体出发。受勒庞、加布里埃尔·塔尔德、李普曼等精英主义思想家的影响,哈罗德·拉斯韦尔成为坦率的精英论者,他指出公开的政治行动是私人的、无意识的、非理性的心理内驱力的投射。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及冷战,拉斯韦尔从心理战、宣传战及情报工作中受到启发,其对于宣传的定义、性质及策略等方面开创性的思考丰富了宣传研究。当“传播”逐渐被“宣传”替代,在精确、严谨的定量方法的加持下,经验主义研究成为学界主流。1946年出版的《宣传、传播和舆论指南》主要引介了当时学界关于传播效果的前沿知识,并对“有目的的宣传活动”进行了全面探讨。这种以人文关怀为起点,以研究问题为导向的进路原本是传播学经验学派奠基人的初衷,但后来研究方法作为探知真理的手段却愈发成为真理本身,围绕方法的争论至今不减,这也是当前我们重读经典的原因所在。拉斯韦尔进行了大量基础性的定量研究,但一直对数据的真实价值表示怀疑,并把反思和校准当作研究的核心,这一点无疑值得他的精神门徒继承和学习。戴维·杜鲁门的《政治过程:政治利益与公众舆论》中关注现代西方民主制度中的利益集团这一特殊政治主体,考察其如何介入政治过程并对美国政治结构产生影响。杜鲁门撰写该书时正值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他敏锐地发现利益集团为了获得广泛的群众支持,在塑造舆论、影响立法和选举等政治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杜鲁门认为,公众舆论是个人观点的集合,但舆论的政治效果并不取决于人数的多少,少数人也是公众的一部分;舆论与观点的合理性及稳定性、行动的意愿及能力有关。同时,杜鲁门对舆论和宣传做了区分,但并没有否定宣传,而是把它当作一种交流的方式,认为政治利益集团的所有活动本质上 都是宣传。即便如此,杜鲁门对美国代议制民主仍抱持乐观态度,认为利益集团不会威胁民主体 系,利益集团的宣传活动在道德上也是中立的。
舆论是社会意识的流动镜像,是理解公共交往的认知棱镜。从古希腊的修辞术到启蒙时代的公意观再到互联网时代的汹涌民意,舆论学在漫长的历史脉络中持续回应着媒介技术演替带来的认识论断裂,召唤着历史经典与时代命题的跨时空共振,织就一幅理性光芒与思想暗流交错的知识星图。 本书以跨学科视野为经,以名著导读为纬,系统梳理西方舆论思想自15世纪人文主义兴起以来的理论谱系,涵括政治思想史、群体心理学、公共领域、情感社会学与传播学等多个领域,聚焦精英主义与参与民主两大舆论传统,探讨公众与群众、参与与民主、情感与理性、媒介与公共领域、谣言与社会心理以及舆论的测量与实践等议题。通过经典文本重读与问题意识锚定,本书力图为数智时代的舆论学研究提供理论参照与想象空间,也为理解中国网络舆论生态及其全球政治传播格局开辟一条可对话的思想路径。
郭小安,曾任教于华中科技大学,现为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政治传播、公共舆论。入选国家级青年人才计划和重庆市学术技术带头人,获第六届新闻传播学学会杰出青年奖。兼任中国新闻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新闻史学会传播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重庆市智能传播与城市国际推广实验室执行主任,等。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新闻大学》等刊物发表学术文章80余篇,入选2024年中国知网高被引学者TO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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