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月其迈,时岁盛新。当微信圈里2026年新春贺词铺天盖地响起时,我们团队还在探讨交流近期两个案件庭审准备事宜,才知岁序更替。一马当先的是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王丽主任的二0二六新春贺词振奋人心,随后也见到了其他多家律师所的年终总结。2026年赤马已经到来。
正如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贺词中所言:2025年,德恒人胸怀“国之大者”,持续深耕服务,以专业质效护航发展大局。就本团队而言,如要对过去年度经历大事和专业服务做个总结,我认为可以用“在看似完美的案件中抽丝剥茧,逆风翻盘”“理论和实务结合,在实践中检验线年是我进入北京市执业的第一个年头,也是我在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暨刑事科学研究院访学的一年。这一年里,我们重点办理了几起大要案件,得益于团队艰辛付出、找的角度正确,意见恰当,和遇见热心且有正能量的办案人员及单位领导,案件取得预期的效果。同时,我本人也兼顾了在北京师范大学协助教授、导师做课题研究、辅助教学的任务。总体而言,团队成员以专业为剑、正义为盾,在充满艰难与挑战的道路上披荆斩棘、砥砺前行。
每一起案件都是经过侦查部门严密包装,外表看上去是那么完美。可即便是一眼看上去就有问题的案件,也不是轻易能击破的,因为透过案件背后可能是影响当地稳定案、市委常委定调案或纪委监察委督办案,全都配备了“金手令”。但法律是自带慧眼的,程序是讲中立、平等与公正司法的,即便有“金手令”,这些案件也能找到突破口。
广州某污染环境罪案: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让嫌疑人回归企业、安心经营,是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的生动体现。
广州某污染环境罪案,我们是在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后接手的。刚介入时,我们认为案件有很大辩护空间,结果案件还有“上游案”,因广州某厅级干部职务犯罪牵扯出此案。案件事实认定有很多争议点,但难度也较大,如果把我们原拟的辩护思路与方案,放在此案与“上游案”结合来看,可能获采纳可能性较低。在反复仔细研究、条分缕析后,我们选择从程序辩护着手,穷尽一切力量打鉴定意见。在向办案单位提出鉴定意见明显错误不能够采纳的同时,依法依规向生态环境部鉴定资质颁发机构进行投诉和反映。鉴定意见内容受到质疑,主要诉讼证据受到影响,最终检察院对两位犯罪嫌疑人作出取保候审决定,让嫌疑人回归企业。犯罪嫌疑人家属久久期盼不被继续羁押的目的得以实现。团队也为此撰写有关“鉴定意见”质证方面的多篇文章,获得不少同行阅览。
张元龙律师赴疑污染环境现场查勘照片深圳某诈骗罪案:营救一位“准同行”成功,深圳宝安区人民检察院不逮捕,广义无罪。
一位法律服务工作者,涉嫌接受委托后又转委托“捞人”诈骗罪案被深圳市宝安区公安分局刑事拘留。此案件在本律师的转介绍下,交由德恒深圳卢玉军律师办理,本团队参与幕后研究,奉献智慧支持。辩护人坚持认为没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诈骗事实,虽然口头上有沟通“捞人”,实际上是提供法律服务,亦没伪造身份等,不存在骗取。由辩护人向检察院提出精准法律意见,并约见办案人员沟通。犯罪嫌疑人罪名一旦坐实,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为谨慎起见检察官还到看守所提审了犯罪嫌疑人。在卢律师的付出及家属共同努力下,最终辩护意见获得采纳,案件在宝安区检察院成功不逮捕,给予释放。
一宗案件有指控正向的事实,也相应有反向不构罪的一面,而终归于后面可运用的证据及法律依据、法理与逻辑。而案件中律师的辩护观点,是经过团队反复斟酌确定的意见,是控方构罪事实绕不开、回避不了、最容易击穿之处,此意见必然经得起打磨、检验。
深圳AA人寿保险公司违法运用资金罪案:深圳市人民检察院理性、文明办案,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程序权益,经请示最高人民检察院对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没有列入,是刑事案件精准适用法律的正确诠释
对于此案的辩护我们总是如履薄冰,深圳AA人寿保险公司前董事长(在朱某某后任职)被控违法运用资金罪案,很多双眼睛盯着。我们参与公、检、法三阶段辩护,此案前后会见有30多次,犯罪嫌疑人“阅律无数”,智商高,律师和犯罪嫌疑人传递给办案单位及办案人员的信息是经过斟酌和沟通的。此案原公安死死咬住不放,在移送审查起诉前反复找嫌疑人做笔录的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在我们多次提意见及约见办案人员沟通、传递文书后,深圳市的检察院经请示最高人民检察院最终没有把“披信罪”列入,卸下了当事人忐忑不安的心理压力。
一起职务侵占罪案发生在北京路某企业,犯罪嫌疑人为该企业高管。开始家属觉得无救了,打算放弃。经和本人沟通,我让德恒广州叶青律师负责办理,本团队提供思路与方案支持。叶律师很负责,也很专业,经三次会见后和本人协商沟通提出详尽辩护思路与方案,家属营救心态也有转变。后经向检察院提交详细书面法律意见书,和与经办人沟通,终获得检察院不捕决定,给予释放。
此案,又是我们加强异地律师合作并指导同行成功办理的案件。传承技艺,实现共赢。坦诚与同行进行合作办案,知识与经验的流动从未止息。
正确的观点就必然经得起检验,错误的意见肯定经不起前后推敲和事后复盘。如果是正确的意见就要坚持下去,并且可以补强和强化。控方意见如果是薄弱的,一定是在边缘处漂浮不定,辩方找准控方薄弱处,往往是辩护意见最容易被采纳处,这些都需要辩护人付出艰辛的努力,才可能找到最容易接近的答案。
中卫市沙坡头区近十亿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案:被害人成了排位第二的被告人,我们向法院递交了委托手续。
一起传销案将在中卫市办理。这起案件的起因是原湖北“逸云享”的几位老店长因“逸云享”被查处关停后重新开发了孪生版的“MCN优品商城”。在本案中,第二被告人自职高毕业后一直跟随第一被告打工并挂名担任法定代表人,在平台开发、设计和策划自己均不知情的情况下,按照老板要求担任企业的订货、发货人,却被列为案件的主犯。有同等经历的还有第三被告人,案件存在没有调查清楚两位被告人受制于实控人的事实。此案成跨年案,2026年继续办理。
此外,团队代理了少量的民商事案件。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一起股东合伙协议纠纷案,实现代理目标,成功胜诉;另外,在河北秦皇岛市代理一起合同纠纷再审案,案件复杂,已经按预期思路与方案出庭。
大部分的案件,控方要“制造”事实往往是通过偷梁换柱、移花接木或转换概念实现的,通过普通层面办理难以发现问题,但通过“做学问”方式,有紧密层次及逻辑性地深究下去,就能找到问题症结并有效解题。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又对照与联系理论。
过去一年,是本人在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暨刑事科学研究院的访学年。按学院和导师的安排,由我为法学院暨刑事科学研究院的30多位刑法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讲授《经济与刑法专题研究》课。经济与刑法铺开来面很广,本人择刑事辩护思路与实务角度讲授。具体包括法定犯的特征、有关行为手段上欺诈型与职务型问题、实施的行为违法与违规上判断、对行为实质性侵害审查、出罪的一定理由前置、侦查上的程序上问题、出罪辩护:理据、情节和常识常理常情的应用等。课件中穿插刑法知识与实务案例。每次授课,计三小时,计三节。研究生都有一定基础,听得聚精会神,效果很好。
北京企业法律风险防控研究会2025年会暨企业“走出去”法律风险及防控研讨会论坛主题切合了时代需要。
北京企业法律风险防控研究会2025年年会 暨企业“走出去”法律风险及防控研讨会召开。本人在下午第一环节演讲《企业走出去法律风险类型的共性与个性及防控》主题。企业视不同的行业和领域有不同的法律风险,其中有共性风险和个性风险,在立法上各国的法律规定可能有互通之处,但当地国的政策及适时变动性可能会让企业陷入真正的风险。因此,法律风险的类型要结合当地国的环境、语言和文化,及阶段性特征来实际分析。企业产生的风险源有的具有可预判性,有的不具有预测性。在采取防范措施上和国内企业合规也有相同之处,建立企业合规体系,加强尽职调查,关注东道国政策的变化影响,以及应对第三国的长臂管辖风险。
。本人演讲《矿山生态修复涉及非法采矿案的有效辩护》主题。非法采矿罪案作为法定犯,是行政机关深度参与其中并角色转换进行认定及处理的案件。尤其是生态环境修复,前期政府招商引进社会机构投资,后期由公安机关出面加以刑事处理,它相比于一般非法采矿案要复杂很多。有多重主体为了利益之博弈交织一起。本人以团队办理毕节纳雍非法采矿案切入分享此类案件在辩护技能与技巧。
寒来暑往,春华秋实,又进入时代转折与潜藏专业力量的一年。2026年,AI技术浪潮必将更深刻地影响和冲击各行各业,法律领域亦不例外。技术固然能提升效率、帮助分析,但律师那份基于人性洞察的辩证能力、逻辑思维,那份在辩护一线千锤百炼的技艺,始终无可替代。
违法运用资金罪客观上以“违反国家规定”作为构罪前提和基础,就保险公司运用资金涉及“关联交易”而言,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原则上规范和银保监会《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关于加强保险机构资金运用关联交易监管工作的通知》部门规制。那么,保险公司涉及关联交易属于违法还是违规,司法实务中存在争论。
从法院公开的判例,保险公司涉及“关联交易”尚无定罪案例,虽然有观点认为违反国务院下属部门根据法律授权制定规章亦属于“违反国家规定”,但根据刑法第96条明文规定和最高院司法解释,为维护宪法上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原则和刑法上罪刑法定原则,以及遵循立法法内容和有关学术上观点,笔者坚持认为保险公司涉及“关联交易”不属于违法,而属于违规。
2022年8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明天控股有限公司、肖某华被控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违法运用资金罪、单位行贿罪一案进行公开宣判,数罪并罚判处肖某华有期徒刑十三年,对明天控股单位执行罚金人民币550.3亿元 。
笔者认为,明天控股案的意义在于:一旦涉及在合法公司控制下实施金融犯罪活动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实质审查。如果被“操控”的企业和个人没有主观犯罪故意,对于危害结果没有因果关系、不具备刑法上的构罪要件,应该是无罪。对于控金融机构的职业经理人及高管人员顶多是作行政处罚。这样才是“明天系”历史第一案实质判断的意义所在。
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家权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本不是什么问题。平等保护市场经营主体,该是法律应有之义。平等,就意味着“无差别”对待、“同等”对待。但现实中,笔者认为在司法实务微观层面有的地方仍执行不到位。甚至“选择性执法”“变着样执法”“看对象执法”依然存在。有个别的地方以维稳、专案、监委督办为由,落实平等、依法变相打折扣。
规范涉企异地执法和整治趋利性执法司法问题,应通过制度上设计形成监督链条,和权力结构上设计让监督无缝对接。
今年2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在会上,最高党组成员、副检察长葛晓燕介绍:检察机关着力加强机制建设,对于跨省异地办案审查逮捕、起诉 应层报至省检察院审批决定。
最高检正着手监督纠正趋利性执法司法问题,2024年最高检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对收集到的1500余条趋利性执法司法线索逐条分析研判,将核查筛选出的31件重点案件,分四批交相关地方办理。检察机关加强机制建设,针对案件督办中发现的跨区域抓捕,违规适用强制措施,超权限、超范围、超数额、超时限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等严重损害企业、企业家合法权益行为,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能。
规范异地执法和防范趋利性执法司法,关键看检察院是否加入到当地利益共同体,是否参加到办案联席会议中。但现实和理想是有差距的,检察院的经费开支也是由当地财政支出,可能难以避免地参与到地方利益共同体中。为此,最高检早看出了这些问题,对于检察院上下级之间的监督也摆在了最高检的方案里。
那么,我们律师在涉企异地执法案件中,能否向省级人民检察院提交法律意见或约见口头沟通呢?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至于提交的方式方法、交和不交则据个案定。
做学问和实务的落脚点又都在细节上。细节看上去不起眼,但组合一起就成为改变事实的结论。我们国家法律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允许办案人员违法、允许瑕疵,事后不追究责任。而所有案件办理下来的瑕疵,有大有小,有的瑕疵可放过,但有的瑕疵及细节就是问题症结所在。只有我们不断提高做学问的能力,提升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才能正确面对这些难题。
越是遇到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越是要理论来指导办理,又在案件中检验理论,找出最适合解题的办法。而做学问水平的提高,并非一日之功,既需外在案件办理的锻炼,也需内在理论研习、逻辑思维的形成。只有不断地通过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对照理论及实务解题,如此反复,长往坚持下去,才能在个案中真正尽最大程度维护当事人利益最大化。
车超案无罪: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虚置化”严重, 新刑诉法不修正, 冤案仍重演
这起案件直接拷问了我们的审判实务,仍然是注重口供证据的采纳,而基于案件侦破、考核等外部因素影响,以笔录为中心的审判模式仍未改变。审判人员对于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的非法证据排除是麻木的,虽然《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已经有诸多条文明确规定要求排除非法证据,但实际审判中辩护实务界和学术界反复呼吁和讨论的律师提出非法证据申请难、启动难、排除难“三难”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法院仍旧是有根据非法证据定罪量刑。刑事诉讼法的“排非”条款、疑罪从无原则“虚置化”,审判人员不敢直面非法证据,审查流于形式,怯于和非法取证行为作斗争。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虽然是作为国外舶来品,但全球绝大多数国家的刑事诉讼都有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它也可以说是国际通行的刑事诉讼制度。其目的就在于是为了有效遏制和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一个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司法环境背景、现实司法理念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和刑事诉讼中“疑罪从无”制度、庭审直接言词原则、以审判为中心制度均有着紧密的联系,任何孤立的看待非法证据排除制度都是不可行的。因此,在对非法证据规则的改进与完善上,也不是单一的只看重某个方面或某个条款的改进,而是整体自外而内各因素的提高。
在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案件中,长期以来,办案单位和办案人员存在着这样的一种观点:对于加入传销活动的普通会员,公安立案侦查时,以他们是本地的被害人为由,从而对网络平台涉及传销活动的按刑事诉讼法“犯罪结果地”来实施管辖。当案件进入审查起诉和法院阶段后,又不以他们为被害人或再不提“被害人”这几个字,并对他们加入组织或平台缴纳的费用一律统统没收。不按《刑法》中对于被害人财产应该退回的意见对待。
而且,这种观点一直以来被办案单位和办案人员所默许。越到最后越淡化被害人。直至财产被没收,被害人也消失了。而实际上,这又是传销案件中一个非常核心的构成要件上问题,涉及到加入平台底层会员的利益,也是我国《刑法》理论上应该给予正视的问题。
刑事律师办理的案件是涉及到他人的生命和自由,从大范围看,也涉及社会公众每个人的人权与自由,社会关注度高。刑事诉讼法素有“小宪法”之称,每起刑案被告人的定罪与量刑,往往也是他人的自由权利受限制的缩影。刑案的有效辩护程度,不仅体现辩护律师尽职尽责、竭尽全力的程度,更是律师的专业理论、实践经验和技巧、勇气等各方面能力与因素的集合,也集中反映了办案人员的素养、专业与客观司法程度,更是一个国家在一定阶段的法治与司法公正的集中折射。因此,参评的机构不仅仅是有一定的商业元素,更应该有崇尚法治理念、社会公平正义的元素在其中。境外的机构无从评价,唯境内的大学有一定参评资格,而中国政法大学就作了大胆尝试。
近日,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金融专委会、大要案中心协办,北京大学法学院国际仲裁研究中心主办的一场“北大金融司法论坛:从对赌协议可履行性的多元审查角度,探求司法裁判制度的供给”活动在北大博雅酒店举办。笔者作为刑事法律工作者,因曾办理过企业并购对赌协议一方涉嫌财务造假所致的刑事案件(全国仅有的两起案件之一),抱着对主题的兴趣,遂客串倾听了此次讲座。虽然,活动只有短短的几个小时,笔者却从民事角度享受到了一场“对赌协议可履行性问题”的饕餮学术盛宴。可能讨论最终不能形成某种意义上的共识,但8位学术顶流和德恒律师所4位实务专家的研讨,让受众听得酣畅淋漓、无比痛快、意犹未尽。
张元龙首先提出,非法采矿罪的案件事实与个罪辩护具有普遍的共性,也有个性,而个性往往是案件越趋于复杂的地方。非法采矿罪作为我们刑法上的法定犯,有行政机关深度参与其中之特点。尤其是生态环境修复,前期当地政府招商引资,后期由公安机关出面加以刑事处理,政府扮演了两种角色。它相比于一般非法采矿案要复杂很多,有多重主体为了利益之博弈交织一起的特点。
在刑案中,我们经常会见到被害人为了增大报案成功率,提高立案准确性,往往自行委托一家鉴定机构对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并提交侦查机关。而侦查单位为了节省办案经费支出,便不假思索地把被害人提交的鉴定意见作为指控犯罪的证据使用,并移送至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如果辩护律师不提出异议,那么这份鉴定意见的效力还可能堂而皇之进入到法院并影响判决。
那么,这种被害人单方自行委托的鉴定意见能否作为侦查机关指控犯罪的有效证据使用?鉴定意见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其效力是作为书证还是鉴定意见,辩护律师是否对它可按非法证据要求排除呢?
对此,笔者查阅了相关法律规定及比较类似的案例,认为对单方委托的鉴定意见法律上不否定,但司法上不能直接采纳。被害人为了增加报案成功率,选择自行委托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意见,由于没有对方当事人的参与及办案单位的聘请,鉴定意见采用的检材、过程等在程序及实体上往往存在诸多违法与错误问题。这类型证据辩护律师应果断提出意见,要求作为非法证据排除,不应进入办案部门采信证据的范围。
鉴定意见在诉讼中属于重要的证据类型,它经常是案件事实疑点与难题的汇总,也是控、辩双方争议焦点的集合解决处。鉴定意见最终又决定着他人的生命和自由,是很严肃、认真、科学和规范的专门性活动,鉴定人应该是有着高尚的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由于我国鉴定领域五花八门、种类繁多,并涉及到各部门的权力支配,鉴定人员品德和素质也有待提高。为此,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努力,把“四大类”纳入必须经过省级司法行政机关登记、备案和管理,“四大类”外的鉴定也应该遵守全国人大,遵守最高法、最高检和司法部的意见规定,在具体到执业纪律和职业道德上,司法部和行业主管机构均有联合下发有关的行政文件,以及各个省级人大、行政管理机关有类似的管理规范。
而法律规范终究是留存在字面上的,关键在于鉴定人和鉴定机构自觉遵守。因为,你的每一次鉴定行为,记载的文字表面上是给到委托人,却系着案件最终处理之客观、公平与正义,也决定他人生命与自由,更考验着鉴定人天理良心。
有人提出,鉴定意见之所以到“神圣化”地步,主要是我们办案单位过度信奉和依赖于鉴定意见。例如,用它“踹开门”让公安立案,对被告人最终定量与量刑。而鉴定机构和人员涉及到各个行业、领域,种类繁多,过于庞杂。有的为追求经济利益,全然不顾及鉴定意见会最终用在法庭决定他人生命、自由,仍我行我素出具意见。
近日,笔者团队办理的广州海珠污染环境罪案取得好的结果。在犯罪嫌疑人陈某被羁押九个月,审查起诉阶段二次退查回来后,检察院宣布对其取保候审、给予释放,陈某重获人生自由。
陈某的取保是个积极向好的信号。他成功取保有多重的原因,既是辩护人极力争取和家属共同努力之结果,也是检察官开明、检察院客观公正审查案件之体现;既可能是案件事实和证据被辩护人挑出了存在的问题,也可能是案件的鉴定意见(案卷中为《评估报告》)存在严重的纰漏,控方需更多时间重新鉴定或进行补证。k8凯发集团